关于另类小说的讨论

如今，另类这个词已成了时髦，但凡有所偏激之人之事之物，皆以另类称之。北京正源图书公司总经理干脆做起了另类丛书，且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继另类丛书之后，张王夫又主编了“NO”小说，用他的话说，“NO”小说是另类阅读的延续；而另类思维学者王力更是火爆京城，我们不妨称这些为另类现象。

其实前几年诗歌界另类频起，无论是食指、北岛、顾城还是海子，无一不可归于另类，即便是舒婷的诗歌，现在看起来非常正统，但在当时无疑也算另类。对古典派而言，现代派是另类；对传统写作而言，先锋派是另类。由此可见，另类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概念。

石涛说，他们推出这套丛书时，只是想突出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独辟蹊径，因而以另类冠名。另类小说主要描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如前所述，石涛的这个概念并不能真正界定另类小说，它只是从一个侧面突出了另类小说的特点，仅此而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以后，主体性成为文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很多文艺理论家认为，生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应片面提倡作家写社会生活、现实生活，而应与此同时允许并提倡作家写个人生活、精神生活、心灵生活。既然文学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探索活动，去描写一种前所未有的题材，去表现一种前所未有的领域，这便形成了一种悖论：愈是新奇、杰出的艺术创作，作品中的生活愈是作家不那么熟悉的；作品写的生活愈是作家熟悉，作品的艺术创造力和艺术魅力愈是浅薄。这应该是所有新的文学流派或文学创作方法，当然也包括另类小说在内的理论基础。

但是，石涛所谓的另类小说专指新新人类的新体验上，而这种新体验又是建立在虚幻的生活表面上的。如石康在《晃晃悠悠》中认为：意义广泛的无事可做可概括为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从东到西，从校内到校外，从朋友到情人，从食堂到操场……的晃晃悠悠的状态。

谈到另类作家，我们很自然想起童话诗人顾城。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出自顾城的笔下，的确并非偶然，即便我们对顾城知之甚少，单从他那双清澈而又迷茫的眼睛就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激情过火已成另类的诗人。他的无数关于死亡的诗以及他最终选择的死亡方式都证明了他是一个十足的另类。其实，顾城代表了一种现象，凡是经历过文革冲击的诗人莫不如此，底子薄弱，思想极度敏感，两者冲突的结果就是另类。

素有日本文坛鬼才之称的三岛由纪夫同样是一个典型的另类，在绝大多数作家将女性身体之美作为意向表达时，他却选择了阳刚之美，这种美最终引导他走向了毁灭。

这就是另类作家，更确切地说是另类思想作家，尽管他们是另类，但他们的作品却不另类，并且将成为文学的主流。他们视写作为生命，“我写作故我存在”。而如石涛所言，另类小说作家并不把写作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没有它就活不了。倘若石涛概括出来了另类小说作家的创作境况，那么，另类小说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还值得研究。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观点，可写可不写的小说在征服存在方面不会增添任何东西。它们没有发现存在的任何新的领域；它们只是确认了别人已经说过的话而已……它们是落在小说史后面的小说。

王朔是20世纪90年代最活跃的文化人物。城市调侃风行一时。他还是90年代文化市场的开拓者之一。参与了诸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等热门电视剧的创作。海马工作室曾风光一时。王朔也是90年代备受争议的作家。

石涛认为，王朔不是另类小说作家。在他看来，王朔的小说来源于现实主义传统、带有革命现实主义的特点。小说也不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而着重描写市井中的小人物、普通人。

从石涛对王朔的这番评介不难看出，另类小说关注的并不是普遍的社会现实，而是一种局部的、边缘现实，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虚幻的现实；当然，石涛认为，那也是一种将来的现实。这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另类小说的特点。

显然，在石涛看来，王朔的小说来源于现实而又拘泥于现实，以现实而论现实。石涛同时认为，另类小说与王朔的调侃小说两者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在小说中所反映的生活态度是不一样的。王朔有着对名誉、地位的追求，不断地制造新闻，以刺激人们对他的印象。另类作家则根本就不看重名誉和地位，而更多地表现出对生活本身的热爱。

石涛的看法似乎有些言过其实，王朔完全可以反驳说，并非把写作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另类小说作家比他更虚伪、更不真实，他们制造了一个悖论，即将个人的体验推广为一种普遍的生活状态，而这里的个人却是特殊人群中的一分子。他们自诩关注生活，却又以一种旁观者的、消极的写作态度来介入生活。

如果王朔不是另类小说作家的话，那么，按照石涛对另类小说的论述，另一个有争议的文化人物孟京辉应该算是一个另类导演，然而孟氏戏剧的商业化太浓了点，因此只好忍痛割爱。

时下，另类小说正处于上升势头，另类小说作家越来越受到文坛的关注，这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先锋小说的发展相仿。先锋小说现在已发展成为一个很成熟的文体，另类小说则尚处在一个尝试阶段，而就目前另类小说所表现的一些趋向来看，前景并不十分乐观。

另类小说与先锋小说到底有哪些不同呢？石涛认为，首先，另类小说比先锋小说更接近现实生活。石康的《支离破碎》把视角投向那些在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即新新人类，他们缺乏理想和信仰。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没钱，没职业，没爱情，甚至没追求。这与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有些类似，然而二者的明显区别在于海明威表达的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生活状态；而《支离破碎》则很消极、无病呻吟，只是生活层面中的局部。大量女性另类小说作家都是以“性”为主要题材，试图说明什么。先锋小说探索的是人们普遍的生活状态，起点比另类小说要高，这是显而易见的。

石涛说，先锋小说以纯文学定位。言下之意，另类小说则并非以纯文学定位，更多地是一种“实录”，即对生活本身的还原。先锋小说是在历史与迷宫中徘徊，而另类小说则注入了许多物质的东西和时代的特征。

另外，先锋小说中一些对过程的罗列、意义的非确定性以及文本游戏和语言操作，特别是一些无节制诗化语言的运用，使许多人无法接受，与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脱节。而另类小说语言直白、朴实，句子很有张力，更接近现实生活。

近年来，女性作家在另类小说作家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因为长久以来，男性不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家庭中，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一向比女性要大。男人忙于工作、挣钱养家，而女人相对来说获得了不少闲暇。

时间是一个原因，但绝不是主要原因。其实在当今中国文坛，女性写作一直备受瞩目，王安忆、池莉、方方、迟子健、徐坤等人，足以与男作家抗衡，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女性已从男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有了自己独立的、完整的人格以及价值观。

石涛还认为，男人相对理性，他们固有的思辩色彩常使他们远离生活；而女性相对敏感，她们对生活独特的思维视角常能穿透生活的表层。

然而，在女性另类小说中，性体验成了主要内容，“性在另类小说中，无论原本有多少令人神往的神秘，有多少缱绻，有多少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柔肠寸断灞桥伤别，现在只剩下最直接的那一部分。”这是不是意味着另类小说已经走向了一个极端？或者正因其极端才另类？

立足于自身的体验、感受与表达，既无所本，也无所随，这就是另类小说。

文革时期的作家是为别人写作；到了先锋派，文学的主体性加强了；而到了另类小说作家那里，写作纯碎是自己的事情，与任何人无关。传统的小说总是用故事贯穿始终，而另类小说连故事都没了，如果说有故事的话，也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经历感受，这种感受颇具有流动性，流到哪算哪。他们没打算告诉人们一个什么道理，也许他们的本意是，道理就在文中，你自己去看吧。

石涛说，对于像他一样50年代末出生的一代人来讲，给他们带来冲击最大的是时代变化得太快了。另类小说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前瞻性的启示。他认为，未来的生活更多地会朝着书中所描述的、体现的方向发展。另类或者叫做新新人类也终将会成为将来的主流，未来对独立个性、自我完善的要求也将更为强烈。

无可否认，另类小说反映了当前的一些社会事实：迷惘——对金钱、对事业、对爱情——对生活方方面面的迷惘；反判——对金钱、对事业、对爱情——对传统生活方方面面的反抗。另类小说还原了这样一种事实，但只是还原而已，而且简化了艺术作品的意义。几乎所有的另类小说都是同样的生活观点，同样的词汇，同样的语调……它同小说的精神背道而驰。

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精神。每一部小说告诉读者：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但是在一片轻率、迅速的回答——它们来得比疑问快，并且对疑问加以排斥——的喧闹声中，这个真理越来越难以听到了。

在文学史上，疾病总是与一些大作家如影随形，并且最终夺去了他们的生命，但是疾病既是上帝的惩罚，又是上帝的恩赐；他们逐渐学会了用疾病可能赋予他的另一种目光来审视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世界——那目光是冷竣、深邃的，甚或带一点残酷的味道，但更能映射出那个时代的特色。

卡夫卡、莫泊桑、契诃夫、爱伦坡、尼采、海明威、博尔赫斯……莫不是如此。

作为医生的契诃夫对自身的病况不可能不了解，可是他既没有对此表现出日常性的焦虑，也没有及早诊治，反而把它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地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中。可见契诃夫认为自身的疾病对他另有深意。